NO.1 太想为受灾者者做点什么
陪伴，其实是灾后创伤舒解最好的方法，不要太过期待受灾者会主动觉察到他们有心理治疗的需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想要找人谈话，但也许并不觉得自己需要所谓的专业人员进行心理治疗，如果帮助者太想为对方做点什么，反而会让自己还不如一个普通人做得好，陪伴得好。建议你在开始陪伴受灾者前先征得对方的同意，也可以向对方说明，你来这里是为了看看是否有什么事情你是可以做的。
NO.2 过分紧张于幸存者出现的紧张、害怕或身体不适感
幸存者常常会因经历灾难而在未来数周内产生以下的身心反应，比如头痛、情绪低落、恶心、失眠等，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所有这些在灾难后出现的反应都是正常的，是人对于非正常的灾难的正常反应，大多数人在灾难过去数月之内这些反应都会自己缓解。
NO.3 劝说受灾者遗忘痛苦、节哀顺变
大部分了解心理咨询的人都知道空洞的劝说别人忘记痛苦其实毫无帮助，因为创伤记忆其实储存在原始脑里，不是通过改变思维方式就能消除的，况且，这也会让人觉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样的话，不如默默的陪伴受灾者坐一会。
NO.4 过快询问受灾者感受如何
当创伤性事件还没有结束时，不宜冒昧去询问受灾者的感受，此点尤其值得强调，因为此时对方需要停留在幸存反应中以保存个体，也就是说受灾者说不出感受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而只有当创伤性事件结束后，才能逐步进行恢复工作。
NO.5 责怪受灾者记忆力差，不能回忆完整的事件经过
若只顾了解情况，而不注意受灾者的感受，甚至对他们不能完整回忆事件经过感到有所抱怨，均是不理解应激反应过程的表现。在应激阶段，有些受灾者甚至不记得到底发生了什么，帮助者应尊重这种“想不起来”的正常现象，切莫由此判断他们“冷血”或是“根本没什么问题”。
NO.6 排斥受灾者以宗教仪式等方式处理压力
人们对于死亡、葬礼的信念和态度，以及对悲伤的表达方式深受家庭、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悼念仪式的影响，帮助者需要了解当地的风俗，并且注意在相同的文化和宗教群体中，人们的做法依然会有所不同，帮助者务必尊重受灾者提供相互支持、寄托哀思以及控制死亡逆境的方式。此外，不必试图从道理上回答诸如“主为何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之类的宗教问题，这些问题更多是帮助受灾者宣泄自己的情感。
NO.7 过分专注灾难的细节
在灾难发生后，引导受灾者回忆当时的细节反而容易造成二次创伤。尤其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过多的看媒体报道灾难细节会导致高度沮丧，帮助者可以鼓励家长监督自己的孩子，限制他们暴露在这些媒体之下，家长们可以让孩子知道自己正在跟踪媒体报道，并将信息更新后告诉小孩，如果无法避免，也可以和孩子讨论看完报道后所有的忧虑。
NO.8 大包大揽所有的问题
有些受灾者会出现情绪失控，画面强制性闪回、精神崩溃等较为严重问题，遇到这种情况，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帮助者可能会力不从心，需要受过训练的心理咨询师进行创伤后心理援助，采用有效的情绪处理方法和创伤处理技术。帮助者能做的，是为对方提供求助的途径。
NO.9 忽略除幸存者之外其他需要援助的人
救灾其实是包含生命、财产、心理、社会的全人救援工作。除了亲历灾难的幸存者之外，灾难现场的目击者（包括救援者），以及幸存者和目击者的亲人，后方救援人员、灾难发生后在灾区开展服务的人员或志愿者都有可能出现不适的情绪反应或身体反应，帮助者应避免只关注幸存者，而忽略了其他可能需要心理支持的人，也应向他们提供寻求帮助的途径。
NO.10 只注重灾难发生后短期内的心理援助
如果创伤压力没有被妥适的处理，其发作可能拖到好几年。这同样要求帮助者不能只惩一时之勇，应该有更系统、全面的规划来为受灾者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以台湾921地震后的心理干预为例，当时有一个为期3年的“社会及心理关怀站”项目为受灾者提供系统、长期的心理援助：第一年以需求评估为主，进行家庭评估，透过不定期的家庭访视，配合初步评估数据，再做有系统的评估，并藉电话、活动来建立服务关系。第二年则开始办理丧亲团体、亲子活动、压力纾解、情绪调适、自我认识及生涯规划、介绍台北县特殊人文景观等活动。第三年则将目标锁定在强化家庭支持性团体的运作，培养家庭的生活适应、资源整合及未来规划等，并渐进结束专业关系。
文／老亚